更新：调整了部分描述，因为重新找资料的时候没有发现对应的信息。
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则消息，说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父亲恩斯特·阿尔布雷希特（Ernst Carl Julius Albrecht）在担任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（1976-1990年）时，曾主持接纳越南难民。这是德国首次接收来自亚洲的难民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接收了一艘名为“海虹号”的难民船。这是我头一次听说这个事件，于是搜索相关信息。在搜索结果中，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陆礼强的越南华人关于避难事件的亲身经历。陆礼强于1949年出生，现居澳大利亚悉尼，在多个国家工作过，还曾在国内的湖南和西安任教。他用Google Sites和WordPress记录了很多信息，虽然网站设计简单，照片压缩质量较差，但文章条理清晰，内容涉及越南、德国、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。他的网站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minhvien-yaohan/。
下面引用了关于那次逃难的部分，其中还提到了下萨克森州的接纳：
投奔怒海
1978年秋季，在经过偷渡失手，劳动改造三个多月之後，借助于银弹的魔力，回到了家裡，重见妻儿。的确，劳改使笔者体格比以前强壮，头脑也更为灵活，很快就接受了新政府 “半公开出海” 的号召，在同年11月20日，全家登上一艘停泊在梹椥（Bến Tre）内河的木船，等公安把船塞满了人，各人把身上的越币当作“利市”交出之後，我们这艘18公尺长，4公尺宽，经改建成两层的泰国式渔船，载着365人（事後才知道），获准离开。船到巴知（Ba Tri）海口，加速躲过了一艘意图追赶的公安船之後，驰出公海，正式开始投奔怒海的亡命之旅。
在公海上航行了几天，不时有商船在远处出现，但对于我们船上所发出的求救讯号都视若无睹，相继消失无踪。迫于无奈，我们唯有拆下绑在船边的一个防撞旧轮胎，放在船面一金属板上燃烧，浓浓的黑烟引起远处一艘货轮的关注，向着我们缓缓驰来，我们把所有青壮男子留在舱底，让妇女、小孩及老年人转移到船面上，使来者知道这是难民船而非海盗船。于是该货轮缓缓靠近，帮我们的船拍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及放下网状的绳梯，我们船上几位通晓英语的青壮年沿着绳梯爬上去和他们沟通，得知这是一艘西德货轮，名叫 Tom Jacobs，正在运货前往泰国的曼谷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那么多人，他们答应把我们拖着前行到曼谷途中的一个小岛，然後向德国政府请示，争取把我们收为难民。我们开始认识到“黑红金”这三色旗是西德的国旗。
我们从公海进入泰国湾，向着曼谷前行，当拖着我们的缆绳被砍断後，我们逐渐靠近一个毫无人烟的小岛，然後有一艘泰国水警船驰来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食水，代价是拆掉了我们船上两部发动机的其中之一。我们觉得留在这裡可能不妙，于是沿着泰国的海岸线向南方航行。
我们新的目的地是宋卡（Songkhla），那裡有难民营。途中我们遇到了麻烦，船头站着几个手持长刀的彪形大汉的船隻，前後左右，共有六艘海盗船，正向着我们合围。我们船上的几个壮汉，赶紧抬出离越前所购置的 M16 自动步枪，不断地以掩人耳目的方式移动，故意让海盗们看到枪，但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枪，结果他们被吓退了，有惊无险。在往南航行途中，我们在船上收听伦敦BBC电台的广播得知，西德联邦下萨克森联邦州（Niedersachsen）的州长（Ministerpräsident）Ernst Albrecht 已经决定接受我们全船360多人，再加上海虹号上约640人（海虹号以半公开的方式，载着约2,500人在海上漂泊了两个月，因为摆明是交付金叶後登船，且各国的难民营都已人满为患，被各国拒绝靠岸，正停留在马来西亚的外海，但因船上人多挤迫，生活艰苦，加拿大政府首先决定接受600人），成为西德政府首批接纳的约一千名越南难民，但回航的德国货轮在小岛上找不到我们的踪迹。我们到达宋卡後，同样被泰国海军挡在外海，我们托一位同情我们的华裔海军军官代为联络德国领事馆，告知我们的下落。接着在一个惊涛骇浪、风雨交加、船身不断进水、险象环生的夜晚，我们获得指引进入了平静的内港。
1978年11月30日，我们获准上岸，住进德国政府特别向泰国租借的一个别动军军营裡的高脚屋宿舍，每天有足够的食物供应。12月3日，德国派出联邦国防军（Bundeswehr）的波音707军机，先把从海虹号选出的644人分批运载到下萨克森联邦州首府汉诺威（Hannover）的机场，由州长Ernst Albrecht 亲临接机，然後载到南部大城哥廷根市（Göttingen）检查身体，其後到邻近的Friedland 难民接待中心暂时居住，等分担接待的各个城镇準备就绪後，以几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分派到各乡镇去定居和接受照顾。我们梹椥BT-0702号船的365人，除了少部分选择留下，申请到美国或澳洲和他们先到的亲人们会合之外，其馀的人先到宋卡的地方医护中心做体检，到难民营办理一切应办的手续，然後在12月12和14日，分两批坐同样的军机、受同样的接待、到同样的地方暂居，然後分派到不同的城镇定居。海虹号上的众多难民则分批得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认领，分别是加拿大604人、美国897人，德国644人、法国222人、瑞士52人、纽西兰9人、澳洲8人、美国再认领剩下的76人，总共2,512人。
在泰国登上飞机之前，BT-0702船上的每一个人都领到一件全新的毛线衣，但在到达德国的机场时，第一次接触到寒冷的冬天，每人都获披上一件毛毯来保暖，这是我们首次在德国亮相的情景，永生难忘。以前，乘船到越南的华人被当地人称为Người Tàu（艚人），然後推而广之，凡是华人都被称为Người Tàu。1975年之後，凡是乘船投奔怒海、离开越南的华人和越人，则被称为Boat people（船民、Thuyền Nhân），同时也是Refugees（难民，德语：Flüchtlinge）。
难民的待遇
下萨克森联邦州的每个城镇接纳约50至60名难民，当我们到达时先集中居住，一起学习为期十个月的德语课程，有两三位早期从越南来的留学生，受聘充当通译员，帮忙解决语言上的障碍及介绍德国人的生活习惯，例如晚上在室内开灯前应先把窗帘放下等。每个家庭获介绍认识一个志愿提供帮忙的德国家庭，不定时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家作客，或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，例如烧烤、聚餐、郊遊、打保龄球等，尽量引导我们融入德国社会。当我们有了基本的德语能力之後，每个家庭依人数的多寡获安排住入政府代为租赁的独立房屋或公寓，房租和生活费由社会福利部门支付。各人得依年龄和学历，或安排进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上课，或进入职业学校，学习一门适合自己及有就业机会的手艺。笔者在西贡大学所学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因无法找到就业岗位，1980年初获推荐到汉堡联邦州（Bundesland Hamburg）的汉堡大学（Universität Hamburg）报读企业管理系（Betriebswirtschsftslehre），同时还申请到为外籍学生而设的奖助学金（Otto Benecke Stiftung）。企业管理系的最短修习时间是四年半（九个学期），由于得知许多德国学生都选修两门主修课，为了确保毕业後能顺利就业，笔者选了三门主修课，每天花3小时乘火车，来回于Rotenburg和Hamburg之间，早出晚归，花了五年半才毕业。不过还好，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就找到了在银行裡编写电脑程序的职位，工作地点在汉堡、纽约和法兰克福（Frankfurt），曾有一段时间经常扮演空中飞人的角色，最终在1991年移民到了澳洲。
从1978年底到1990年底的12年期间，西德联邦总共接纳了38,000名越南难民，有的是由联合国难民高委（UNHCR）从亚洲各国的难民营裡分摊，有的由民间组织的Cap Anamur号难民救援船直接到难民船出没的水域把难民们救到船上，或向海盗赎回他们向难民船杀人越货後虏去的妇女，运送回西德。再加上以家庭团聚为由，把已获接纳的难民的亲人直接由越南接回（包括机票在内的一切费用都由德国政府承担），使总人数上升至45,800人。
不过，当柏林围墙在1990年被推倒，西德和东德归于统一之後，原本由越南政府远派到东德学习技术和充当外劳的北越青年，人数比来自南越的难民多得多，他们都是和在朝当官的人有某种联系的根正苗红分子，人在东德，但不须学习德语，一切与东德人的交往，包括上课学习技术，都通过特派的传译员负责翻译，他们所领到的工资的12%归国家所有。初时，来自南越的难民们本着同乡之谊，向来自北越的他们伸出援手，促使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获准留下，不获接纳的就沦为黑民。後来，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，一方反共，另一方亲共，分别居住在原属西德和东德的土地上，来自南越的多数是华裔，来自北越的显然都是越裔，两方的众多社团都互不往来。但在德国人的眼中，来自越南就是越南人。
由出生于波兰的德国人Rupert Neudeck（1939-2016年）夫妇创办和得到许多友人协助的Cap Anamur I、II号的多年出航一共救援了226艘难民船上的10,375名越南难民到西德定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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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陆礼强
原文地址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minhvien-yaohan/漫谈德国见闻/漫谈德国见闻-01，原文里还有相关的配图，末尾有对德国学制的介绍。
更新：部分文本使用 ChatGPT 做了调整，以便更易于阅读。